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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开展年度报告工作的第五年。五年来，处于持续动荡、变迁之中的数字新闻业在推动相关研究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促进了数字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Westlund et al.，2025）。在这一进程中，新闻学界并不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解释，还有对理论建构与知识增量的自觉追求。相关研究锚定更广阔的学科脉络，致力于提供兼具理论严谨性与创新性的学术贡献。因此，捕捉前沿动态、对话核心概念与理论、调适研究方法，并将新闻业的变迁置于更广泛、深远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已成为一大学术取向。这种强调跨学科视野与方法论自觉的路径，不仅呈现了数字新闻研究面对时代挑战的适应性，也勾勒出其通过持续反思与创新以巩固学科合法性与影响力的共同方向。
今年，我们依然将《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4本期刊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据科睿唯安官方网站《2025年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025）显示，这4 本期刊分别位于第7位（Q1，IF 5.4）、第31位（Q1，IF 2.9）、第36位（Q1，IF 2.7）、第70位（Q2，IF 2.0）。通过分析这4本期刊的论文，我们一方面尝试勾勒2025年西方新闻学的研究图景，另一方面则基于历时性的视角关注其中相较往年具有启发性甚至突破性意义的热点与创新点，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新闻业研究的未来进路。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试图对每个议题展开十分全面、系统的铺陈式梳理。一方面，部分议题作为新闻学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在此前报告中已多次讨论，其中多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另一方面，尽管部分议题的频数较高，却难免有低水平重复之嫌，具有启发性乃至突破意义的研究实则屈指可数。为此，我们侧重这些议题中的“新意”——即便是老生常谈的议题，也可能在当下呈现出新的形貌。具体而言，它们分别涉及新的传播技术、认知关系、行业生态、社会情境与结构力量。不过，这种类别区分并非绝对，许多研究呈现出跨类别的特点，但它提供了一个从问题意识和创新源头出发的理解框架。同时，我们也结合这些议题的关注热点、创新点以及理论、方法等，检视、探查它们将为中国语境下未来的新闻研究提供哪些有价值的启发。
对新闻业而言，生成式AI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它较大提升了部分新闻实践的自动化效率，例如能够较为独立、高效地整合海量信息以生成新闻报道（Hong et al.，2025），但亦对新闻伦理标准带来了挑战，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观逐渐转向基于人类与机器等多个行动者的“分布式责任模型”（distributed responsibility model）（Paik，2025）。而且，生成式AI对部分新闻条线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些条线由于本身与技术发展关系密切，成为研究的“先锋样本”，如数据新闻与调查新闻（Fridman et al.，2025）、事实核查新闻（Cazzamatta & Sarısakaloğlu，2025）、可视化新闻（Matich et al.，2025）、摄影新闻（Ditlhokwa et al.，2025）等。
与此同时，关于这些影响的积极、消极面向的讨论也不少，有取自从业者的论述，也有基于研究者自身的规范性省思，呈现出从乐观至悲观的连续统。概言之，生成式AI既表现出在提升新闻生产效率、提供个性化内容、改善从业环境等方面的潜力（Guenther et al.，2025）；也存在威胁就业、侵蚀专业规范、助长科技行业巨头权力集中，甚或加剧媒体操纵与数据偏见等问题（Møller et al.，2025；Mahony & Chen，2025）。而且，一些研究者着眼于新闻受众对生成式AI介入新闻业的态度，发现他们对使用AI生成新闻的媒体的信任度可能更低，尤其是涉及政治报道时（Nanz et al.，2025）。为此，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如编辑监督、媒介素养、算法素养和监管框架等，对降低潜在风险至关重要（Calvo et al.，2025；Couraceiro et al.，2025）。
还需要留意的一点在于，生成式AI对新闻业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应制度、经济和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形貌。研究者们通过对全球不同地区生成式AI介入新闻业的经验分析，共同展现了一幅争议性图景。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者引入“乌班图哲学”（Ubuntu philosophy），强调关系性、社会进步、社会和谐与人类尊严，以作为新闻业负责任地使用AI的指导框架（Gondwe，2025）；在希腊，一些地方新闻媒体受到资金限制、技术复杂性与潜在技能缺陷等影响，对AI的使用仍缺乏充分认知（Kostarella et al.，2025）；在荷兰，“知识孤岛”（knowledge silo）成为阻碍新闻业负责任地采用AI的障碍之一，这反映出组织结构和文化对技术整合的影响（Dodds et al.，2025）；等等。
视觉呈现历来是冲突报道的核心议题，在当下，它更多承载起复杂的政治协商与伦理博弈功能。《数字新闻学》第1期专题“视觉战争新闻”的导言中就提到，视觉战争新闻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中介化要求（Allan，2025）。这一观点在针对具体地缘冲突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报道中，视觉框架的选择高度依赖地缘政治立场，成为一种调用隐蔽修辞的意识形态工具，如西方媒体倾向于通过展示人类苦难来构建同情，而俄乌媒体则通过高频展示政治领袖和军事符号来将战争抽象化、去人化，从而隐蔽地通过“爱国主义”符号确立战争合法性（Young & Omosun，2025）。类似差异也体现在半岛电视台与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中，两者虽然采用了相似的叙事原型，却构建了完全相反的视觉事实，前者通过大量展示加沙废墟与死难儿童来强调巴勒斯坦作为受害者的道德正当性；后者则通过视觉上将哈马斯武器化、化（如展示持枪儿童），同时将以色列平民视觉化为无辜的受害者，从而将以军的强力反击框架化为一种必要的正当性防御举措（Damanhoury & Saleh，2025）。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框架博弈，新兴技术与平台正在挑战视觉新闻的边界，并催生出新的证据形态。Romeo（2025）介绍的一家开源调查机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不再依赖对受难身体的直接展示，而是通过空间来分析揭示暴力的结构性特征。这不仅是对部分受众倾向于克制视觉伦理（Greenwood et al.，2025）的一种回应，也为解决创伤性图像传播中的伦理困境（Kamal，2025）提供了新路径。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视觉叙事呈现出更强的表演性与分散性。Yarchi和Boxman-Shabtai（2025）在对TikTok的研究中发现，普通公民利用平台的视觉模板进行“公民外交”，其互动效果往往优于官方叙事。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视觉生产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非新闻专业人士设计的视觉内容与受众对真实性的期待构成了新的冲突。比如研究者在对比美国爱达荷大学四名学生被谋杀案的报道时发现，非新闻专业人士制作的YouTube缩略图往往为了点击率而牺牲视觉保真度。具体而言，与记者坚持使用中立的警方面部照片不同，非专业博主倾向于使用“小报式”的视觉修辞，给嫌疑人照片叠加红色滤镜、添加恶魔角符号，或将其肖像与连环杀手并置（Thomson & Bock，2025）。
听觉叙事与社交媒体文本则试图在碎片化时代重建受众的情感关联。在播客领域，具有亲密性的声音媒介被重新发掘为一种独特的新闻资源。研究者通过会话分析发现，播客为政治人物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身份而非机构身份的空间，这种非正式的谈话风格有助于建立更深层的受众连接（Modell，2025）。此外，像On Being这类播客则展示了新闻作为“治愈艺术”的潜力，通过强调积极情感与精神性，对主流新闻业侧重冲突的叙事范式构成了有力补充（Parks，2025）。即便在传统的叙事新闻中，情感也正通过隐蔽的技巧含蓄传达，成为新闻叙事的底层代码（Aare，2025）。然而，当这种情感逻辑进入算法驱动的社交平台时，往往会发生异化。Shin等人（2025）的研究揭示了“愤怒诱饵”（rage bait）的流行，指出引发愤怒情绪的标题比纯信息类标题更能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击与互动。这种逻辑迫使严肃媒体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如英国通俗媒体为了适应Facebook的算法逻辑，会有意在帖文中增加主观性描述（Savinova & Hoek，2025）。这表明，新闻业或许正面临如何在利用情感建立连接的同时避免被算法逻辑诱饵化的难题。
此外，交互技术的进步使新闻叙事演变为记者、受众与技术系统共同在场的动态过程。针对B站弹幕的研究较为典型，研究者指出即时评论系统创造了一种准同步的互动体验，受众的反馈直接嵌入视频文本中，成为叙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Wu & Fitzgerald，2025）。在新闻游戏领域，研究发现尽管游戏形式常被质疑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但它实际上为受众提供了一个通过互动来协商真相的仪式性空间。面对这种交互性的增强，新闻生产流程也随之调整（Sun，2025）。Røsok-Dahl和Olsen（2025）则提出了“动态把关”的概念，用以描述记者在Snapchat等平台上与算法、受众实时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发布策略的现象。Van der Nat等（2025）的研究也显示，设计者正在通过构建“想象用户”来预设互动路径，这种生产流程的改变标志着新闻生产正从写故事转向设计体验。
近年来，由于数字技术、媒介勃兴与持续发展等不同因素，新闻业的认知模式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这类认知模式指新闻从业者如何界定、获取、验证或传播与新闻业相关的一系列知识（Perreault et al.，2025）。简言之，它定义了新闻业通过何种专业方法来获取事实，并凭借何种理由让公众相信这些事实是可靠的，亦被称作“新闻认识论”（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Mutsvairo，2025）。新闻认知模式不仅作为一项常用的理论资源或概念工具，更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备受研究者关注，与之相关的论文数量可观。2025年的《数字新闻学》第3期还设置了“数字新闻生产认识论”专题，以期聚焦新闻认知主张、生产及其权力与技术适应等问题。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关注新闻认知模式的变化，以及它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化形貌。这说明，这类认知模式兼具流动与多元的复杂特征。马特·卡尔森（Carlson，2025）提出概念“认知竞赛”（epistemic contest），通过超越单一的事件或范例，分析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在形塑新闻知识生产规范与实践上的努力，进而涵盖围绕这些新闻认知实践合法性展开的、更广泛的、持续进行的一系列辩论。例如，在不同类型的新闻体裁（Koliska & Roberts，2025）、新闻媒体（Coddington & Molyneux，2025）以及新闻价值或规范（Johnson et al.，2025；Ljungdalh，2025）之间，新闻认知模式可能都有所分别，不宜一概而论，需区分考察。
2025年的研究不限于泛泛讨论新闻认知，而是聚焦于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传统新闻业以专业规范、信源验证等为核心的认知模式有所松动，新的认知模式正在哪些维度、以何种方式被建构？研究的新意体现在对认知模式调适的多维度探索上。例如，提出“情感认识论”（affective epistemology），将新闻从业者的情感投入也视为一种兼具认知和策略理性的具身知识（Kotišová & van der Velden，2025）。同时，重新发现“地方”（place）的认知价值：地方不仅涉及新闻从业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的物理距离，还涉及他们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克服这种距离以获取知识，并影响从业者的权威性和新闻生产的质量（Santamaría & Henken，2025）。亦有研究者尝试从边缘（periphery）的视角重新想象新闻认知模式，强调非主流新闻实践在形塑这一模式中的重要性，从既往的认知模式转向“基于知识的倡导”（knowledge-based advocacy）模式（Anderson，2025）。不过，这些认知模式既可能与新闻受众的认知模式产生矛盾或冲突（Núñez-Mussa et al.，2025），也可能与实际应用并不相符（Morini，2025）。
另一方面，持续发展的数字技术或媒介同样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像数据化（datafication），便借由物质基础（materialities）——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和可视化工具，以及互联性（interlinkages）——数据精英（如数据分析师、工程师）与其他新闻从业者（如编辑）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了以数据为中心的新闻认知模式，并可能与传统的模式之间产生摩擦或冲突（Schaetz et al.，2025）。当然，这些模式也可能并不必然因技术影响而发生变化，在部分案例中，它们受到媒体生态、传统认知模式以及媒体经济或文化背景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Hendrickx & Van den Bulck，2025）。
在算法日益主导内容分发的背景下，受众如何界定“什么是新闻”以及如何接触新闻，呈现出算法策展与受众自主并存的复杂图景。传统的“把关”理论正遭遇挑战，但技术并未完全剥夺受众的能动性。研究者引入现象学视角指出，新闻的相关性实则是由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基于个人经验与品牌评估生成的实践，这种主观构建在不同平台呈现出差异化的认知图景（Bengtsson，2025）。例如，受众与记者对新闻性的界定存在错位，受众更看重影响力与新颖性，而对记者推崇的社会关联性反应冷淡（Zheng et al.，2025）；尽管娱乐是用户使用的主要动机，但他们依然期望短视频能兼顾传统新闻原则与吸引人的呈现方式，也就是说，受众正在重新定义“优质新闻”的内涵（Cheng et al.，2025b）。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算法推荐影响的讨论正在修正以往对“信息茧房”的悲观论断。诚然，YouTube等平台的推荐机制容易形成难以逆转的“兔子洞”效应，尤其是针对阴谋论内容的强化（Schellingerhout et al.，2025）；但另一方面，基于中国抖音平台的研究也得出了具有反直觉意味的结论，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荐在某种程度上比人类的自主选择更能促进新闻类别的多样性，尤其是硬新闻与软新闻的混合曝光（Li & Shi，2025）。这提示我们，算法对受众视野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成为打破人类选择性接触偏见的工具。同时，受众对算法权力的感知也更加敏锐。Resendez等人（2025）发现，尽管许多用户出于对偏见的担忧倾向于关闭个性化推荐，但他们对算法可解释性的需求存在差异。这反映出受众既渴望算法带来的精准服务，又警惕其对自主性的潜在侵蚀。
受众对新闻价值的再协商还体现在付费行为的逻辑调整中。传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当下的复杂动机，经济逻辑与政治、情感价值的联系更加紧密。有研究发现，单纯的信息监控动机难以直接转化为付费意愿，而那些认为新闻对个人生活具有重要性，或出于娱乐、社交动机的受众更愿意付费（Tandoc & Seet，2025）。付费行为的私人化与情感化趋势在社交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放大，一项基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吸引眼球的趣味新闻，暖心内容激发的高质量互动更能提升用户的付费意愿（Chen，2025）。此外，付费也演变为一种身份表达与政治参与的形式（Lee et al.，2025）。然而，这种政治化付费也伴随着信任危机，Nelson等人（2025）对美国受众的研究发现，许多人认为记者对利润的追求已优先于公共服务，“金钱即罪恶”的民间理论（folk theories）侵蚀了新闻的信任基础。
此外，作为受众参与的形式之一，公民新闻也在边缘地带与冲突环境中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与活力，有力回应了西方中心视角下的衰退论。在马里、巴勒斯坦、克什米尔等冲突地区，公民记者填补了主流媒体缺席的真空。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记录战争，提供了替代性的事实证据，更通过这种网络化冲突实践对抗官方叙事（Majeed et al.，2025；de Bruijn et al.，2025）。这种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与本土化特征。而在肯尼亚基贝拉贫民窟，研究者们发现，缺乏正规培训的公民记者反而表现出对客观、公平等传统新闻伦理的坚定承诺，这种承诺源于他们作为社区成员的强烈归属感（Sobel Cohen et al.，2025）。在俄罗斯，像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这样的“闯入者”通过YouTube纪录片影响了调查新闻的边界（Glazunova & Schapals，2025）。同时，受众对虚假信息的识别与抵抗也成为公民新闻的一种反向实践。研究揭示，虚假信息往往通过模仿客观性与引用伪专家来获取合法性，这迫使受众必须具备更高的媒介素养来进行辨别（Hameleers & van der Goot，2025）。
总体上，2025年的受众研究通过多元的方法路径，揭示了受众角色向意义协商者与价值共创者的转变。受众在算法缝隙中寻找自主，在付费行为中投射情感与政治诉求，在边缘地带参与构建新闻的生产逻辑。然而，这种能动性的提升也伴随着新的结构性困境，这需要未来的研究予以回应：其一，算法素养的阶层差异问题，受众驾驭算法的能力差异是否会加剧新的知识鸿沟；其二，情感经济的伦理边界问题，当新闻消费日益依赖情感连接与政治站队时，新闻作为公共知识整合者的社会功能将面临何种挑战；其三，全球经验的理论整合问题，如何将全球南方公民新闻的鲜活实践，纳入主流新闻学的理论框架，以修正西方中心化的新闻业定义。这有待学界在跨文化、跨平台的比较视野中进一步探索。
这些讨论及其动向与当前的社会情境密不可分。现下新闻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多重挑战（Marino-Jiménez et al.，2025）。比较典型的是，在政治上，民主衰退、虚假信息泛滥，甚至格外流行“伪新闻”（sham journalism）——利用新闻报道的形式，但用以武器化政治话语，进而推进政治议程（Goss，2025）。在技术上，其一，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在社会中日益普及、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能损害新闻从业者的可信度，削弱新闻业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削弱新闻业在民主中的作用（Raemy et al.，2025）；其二，不断发展的社交媒体还可能通过提供一些可信且原生化的呈现方式，如将虚假信息伪装成普通公众的观点、采用多模态形式等，从而放大其传播效果（Hameleers et al.，2025）。
正因此，不论对新闻从业者抑或研究者来说，在信息过载且虚假信息愈发盛行的当下，讨论媒体信任、事实核查仍然相当重要。否则，新闻业甚至可能会在一个已经充斥着信息污染且选择多元的网络媒体环境中进一步加剧信息乱象（Gehrke et al.，2025）。这一点已经得到不少研究的佐证。例如，有研究者通过综合分析来自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的新闻行业智库报告，提出提升媒体的相关性、参与度对于实现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而作为兑现手段的媒体声誉（reputation）、可见性（visibility）和受众忠诚度（audience loyalty），都与媒体信任密不可分（Castells-Fos et al.，2025）。
另一方面的质疑指向事实核查的具体实践。事实核查本身可能在引用信源、内容上就存在一定的偏向甚至偏见（Yousuf，2025），事实核查对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的修正效果到底如何，实则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新闻受众对事实核查的敌意感知（Lin et al.，2025）、事实核查呈现的不同格式（Tulin et al.，2025）等。除此之外，新闻从业者还逐渐使用时新的、不同类型的数字工具或系统以满足事实核查的需求，开发有效的、可解释的、用于假新闻检测的机器学习算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Lebernegg et al.，2025）；但是，事实上，这些技术尚未如新闻行业叙事那般被广泛使用或高度重视（Samuelsen et al.，2025）。为此，一些研究者提倡，有必要对事实核查的方法展开更加严格的界定，相关媒体需要更加透明、系统化的核查流程，减少个人裁量空间，以尽量保证核查结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Fernández-Roldán et al.，2025）。
情感劳动是近年来的重点议题之一（Yao et al.，2025）。社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工具在工作场景的嵌入模糊了记者工作与生活的边界（Araújo，2025），对记者的情感劳动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对记者的在线骚扰与谩骂无处不在。有研究指出，记者受到骚扰的来源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特定群体，例如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反记者团体”。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对记者的在线骚扰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形态。而理解这种复杂性，是理解为何解决在线骚扰问题、保障记者合法权益如此困难的关键所在（Ivask，2025）。另一方面，当即时通讯软件几乎“侵入式”地变革着传统新闻工作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邮件成为新兴办公联络媒介时，记者被迫“随时待命”。这极大强化了新闻工作环境中的紧迫感，加重了记者的情感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Araújo，2025）。
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还迫使记者让渡部分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其职业的不稳定性。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即时性特点加剧了新闻生产时效性与准确性之间的矛盾。由于时效性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记者和编辑有时会被迫简化信息核查流程，从而损害新闻的准确性（Kafiliveyjuyeh et al.，2025）。另一方面，新闻业的数字化也使行业中的边缘群体面临更加严峻的系统性挑战。许多媒体机构为了削减开支，更多依赖独立新闻人，自由撰稿新闻业（freelance journalism）俨然成为现今媒体行业一种替代性就业形态。但是，与传统记者相比，自由撰稿记者（freelance journalists）在工作期间容易面临更多挑战，尤其在信息获取和采访准入等方面，与传统记者相比存在明显劣势（Tshuma et al.，2025）。
此外，更多研究开始关注跨境记者面临的多方挑战和威胁，以及该群体相互支持、保护和协作的现象。de Jong和Kotisǒvá（2025）指出，跨境调查记者面临的挑战包括法律威胁、人身伤害和网络骚扰等外在形式，也包括资金限制、工作不稳定等因素。因此，他们往往面临更加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职业倦怠、疲惫、睡眠障碍等。为了更好地适应种种挑战，跨境记者彼此协作、相互支持。在对拉丁美洲跨境新闻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跨境新闻协作的成功取决于优先提供物质支持的情境因素和组织框架（Mesquita et al.，2025）。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期间，乌克兰记者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在此背景下，科索沃记者团体在物质资源和职业培训等方面为乌克兰记者提供了支持，以表声援（Hoxha et al.，2025）。同时，跨境调查的性质决定了跨境合作项目将会接受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审查，因此这些项目往往要求更高的准确性，记者们也会在其中感受到更强的责任感。这种基于信任、分享和互惠的合作便成为国际记者之间互帮互助和增强归属感的方式。
然而，这种跨境合作也会带来相应弊端。一方面，当跨境合作成为一种调查材料的“彻底共享”（radical sharing），记者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量，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而且，因为缺乏正式的汇报机制，记者们只能在非正式的聚会上交流合作进展（de Jong & Kotisǒvá，2025）。另一方面，在此语境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记者的协作呈现出权力不对称的特点。Cheas（2025）指出，在大多数合作项目中，南方新闻场域的心理、社会和文化资本都逊于北方，且未在大部分报道中得到明确认可。Meyer（2025）的研究则揭露了因协作团队内部权力滥用从而使调查记者遭遇财务及人身安全威胁的现象。由此可见，新闻从业者在劳动过程中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无论来自受众还是职业本身，日益变得多样、隐蔽且不可控。
关于地方新闻业的角色和实践，一些研究采取了更为关系性的视角，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不同主体（Rivas-de-Roca et al.，2025）。有研究者提炼出两种组织模式来描述地方新闻媒体如何处理它们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一是“主动整合”模式（proactive and integrated modality），即少数媒体将受众关系纳入内部组织结构，形成可见、有形且系统化的策略，这些媒体通常有专门的职位负责受众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视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其二是“被动稀释”模式（reactive and diluted modality），即大多数媒体采用更灵活、机会主义的方法处理受众关系，这些媒体的受众关系策略多为个案处理，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Standaert et al.，2025）。
诚如研究者所担忧的，地方新闻业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商业模式危机（Rivas-de-Roca et al.，2025）、新冠疫情的后续长期影响（Pitluk，2025）、替代性信源的发展（Barclay et al.，2025）等。除此之外，比较独特的是，有研究者通过黑人社区报道的案例，发现部分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普遍表现出与大型地方日报相似的宣传主义倾向，并参与形塑了资本主义话语，反而忽视了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Grubic，2025）。也有研究者持类似的观点，即部分地方媒体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未能解决与当地社区相关的民主或社会问题（Barclay et al.，202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挑战了关于地方公共利益新闻业衰退的普遍论述，并指出这类新闻业的角色和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因应具体的媒体环境、社会需求等展开调整，并非必然走向衰落的境地（Jones，2025）。
如其所言，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一则可以尝试在地理范围、媒体类型等方面继续扩展研究范围，二则在方法上超越静态的快照，可采用长期监测的方法来捕捉地方新闻系统的动态变化，三则应更精确地定义和使用相关隐喻，避免隐喻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并进一步探索更加全面地分析地方新闻体系的研究路径。对中国新闻业而言，处于县级融媒体建设深化期的当下，同样面临着如何激活地方媒体活力的难题。西方学界对新闻荒漠化单一叙事的反思，以及对关系性新闻业的强调，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未来的研究不仅应关注技术平台的搭建或行政力量的整合，更应深入考察地方媒体如何真正嵌入社区生活，通过建立深层的情感连接与服务功能，取得其在基层治理与社会凝聚中的不可替代性。
作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危机事件，新冠疫情相关讨论仍在持续，但相比以往，热度已有所回落。围绕疫情报道中的歧视问题，一方面，西方媒体将疫情归因于少数族裔的文化、信仰与生活习俗，强化了结构性偏见（Aujla-Sidhu & Briscoe-Palmer，2025）；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在同一新闻文本翻译中通过内容增删，故意迎合目标读者的地缘政治立场（Liu & Li，2025）。如此兼具国家利益和机构利益、内部张力明显的报道策略，同样出现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各国媒体对气候议题的报道体现出明显的对国内政治倾斜的本土化倾向，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媒体正在推动一种世界主义气候变化新闻话语（Wang & Downey，2025）。
在地缘冲突与局部战争频发的背景下，国家利益对新闻实践的主导作用尤为突出。科威特主流报纸对海湾战争周年报道的特征与国家外交政策与身份转型进程高度一致（Al Nashmi，2025）。与战争密切相关的难民议题亦具有类似特征：不同国家的报道框架变化呈现出显著差异，未能形成一致的可辨识模式。这表明新闻媒体更倾向于服务国家利益，而非关注事件本身（Al-Zaman & Rashid，2025）。尤其在缺少客观可靠的消息来源时，报道更有可能受意识形态驱动（Petkov，2025）。突发性危机事件也与社交媒体的即时传播逻辑相契合。不过，尽管已有研究关注记者如何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参与危机报道，但在整体实践路径（Boling & Walsh，2025）与消息来源（Osman，2025）等层面仍高度延续传统突发新闻模式。
为了应对危机事件造成的裂痕，学界持续探索新兴积极实践路径的有效性。总体来看，近一年的研究在成熟概念上偏向实证验证，在新兴概念上倾向于描述与探索。其中，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长期以细致视角、未来导向与解决聚焦，促进参与性和生产性的报道（Koo & Coleman，2025）。与建设性新闻密切相关的解困式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同样受到关注。解困式新闻被认为是建设性新闻的一个子集，强调解释问题的成因、呈现应对措施，将问题解决置于叙事核心。实验显示，解困取向的新闻框架能够通过激发共情并增强公众对社会不平等的感知，从而提升公众对相关政策的支持（Koo & Coleman，2025）。
建设性新闻和解困式新闻并非新鲜线），但今年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其实践形态与概念谱系。有研究者提出“轻量版解困新闻”（SOJO lite），指不完全符合解困式新闻的标准，但更易被记者在新闻生产中接受与实践的新闻形式（Jackson et al.，2025）。相比上述严肃主题的新闻实践，“好新闻”（good news）更偏向积极叙事的软新闻。研究者运用话语性新闻价值分析，发现好新闻具有个人化与正面性的特征，但其过度强调正面性，新闻价值分布不均衡（Yu & Zhu，2025）。英国广播公司播客节目The Happy Pod的新闻实践与好新闻的内涵相近，此类新闻并非无意义，而是一种通过情绪价值与公众参与补充传统新闻的实验性实践，回应并缓解公众对新闻过于负面的认知（Palmer & Paul，2025）。
除此之外，《新闻实践》在2025年最后一期推出专题“全球南方的可持续新闻”。作为新闻业采取的综合性路径，可持续性新闻（sustainable journalism）既保障记者职业与新闻产业的可持续性，又将环境、社会与经济可持续性议题置于报道的优先位置（Jamil & de-Lima-Santos，2025）。专题沿上述两个方向呈现：第一，新闻教育（Appiah-Adjei，2025；Booker et al.，2025）与新闻实践（Saldaña et al.，2025）中可持续性视角的缺失；第二，西方媒体资本（Fernandes，2025）、全球平台化进程（Colussi et al.，2025）和新闻机构受众流失（Carpes & Vieira，2025）等新闻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威胁。
关于新闻业内结构性力量的讨论，实则隶属于社会学中“结构-能动性”这一经典命题的当代回响。但与以往侧重于组织内部或单一政治经济因素不同，2025年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物质性转向”（material turn）。研究者们强调，新闻业依赖的“互联网骨干基础设施”（internet backbone infrastructure）——如云存储、数据传输协议等——不是中立的管道，而是充满政治意涵的结构性力量（Sjøvaag et al.，2025）。因此，研究者在探讨这一议题时，首先应当有意识地将技术基础设施视为与政治体制同等重要的结构性变量，而非仅仅是辅助工具。对新闻业而言，这些结构性力量带来了深远且多维的影响。一方面，它重构了新闻业的认知基础（Schaetz et al.，2025）；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力量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科技与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差异，直接导致了“开放数据基础设施”在不同国家间分布不均，进而固化了信息富有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在数据新闻发展上的鸿沟（Camaj et al.，2025b）。
同时，物质性的技术结构与政治权力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影响新闻生产的结构性因素。有研究者将“公共透明度基础设施”（public transparency infrastructure）定义为“围绕数据与信息获取权构建的法律框架及行政体系”（Camaj et al.，2025a）。以数据新闻为例，有研究选取了6个政治文化迥异的国家，探究其主流数据新闻媒体在各自政治体制下的表现，并发现民主国家的新闻机构会更主动地突破官方信源的局限，并对数据进行多方挖掘，最后自身主导完成数据解读（Wu，2025）。然而，也有研究者以2019年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最长断网事件为例，指出传统的政体分类并不能代表新闻业在不同国家的实际发展状况，民主可能成为政府管控信息流动的“幌子”（Neyazi，2025）。
除此之外，在民粹主义与平台化并行的背景下，学界还关注到新闻业正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民粹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在不同的国家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其涌现几乎都伴随着右翼媒体的崛起（Chadha，2025）。Bobba等（2025）搭建了一个“媒体民粹主义”（Media Populism）数据集，并发现媒体民粹主义与大众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持民粹主义立场的民众更倾向于接触与自身民粹主义观点相符的媒体信息。当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政治叙事，有研究者表达了对该词汇滥用的担忧：民粹主义一词往往带有负面色彩，但是其内涵却十分模糊，属于“空洞化”的表述。研究认为，当空洞的概念与政党派系立场绑定，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空洞概念一旦被滥用，受众本该关注其他重要信息的精力便有可能被分散；另一方面，如果空洞的概念在为政党派系利益服务时被扭曲误读，就会变得难以理解，从而失去本该拥有的分析与解释的效力（Berti et al.，2025）。可见，结构性力量对新闻业的形塑，并非单一的技术决定论或政治控制论所能概括。技术基础设施、政治制度与民粹主义浪潮等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复杂且动态的图景。新闻业的自主性与合法性，正是在这些多重结构中被持续地再定义。
首先，从历时性的研究脉络来看，每一年度的西方新闻学研究议题既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也不乏一些新的探索。其中，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对一些经典议题的持续关注，例如新闻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虚假新闻与媒体信任、新闻业的困境与危机等。长期以来，这些话题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不断被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深化。与此同时，新的探索也在涌现，尤其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媒介的发展，新闻业的生态面临着更具不确定性的变化，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新闻业的认知模式及变化、数字新闻叙事的演变、受众能动性与新闻价值再协商等议题逐渐成为现下的研究热点。这些新议题的出现，既反映了新闻业本身在不断发展的技术浪潮冲击下的变迁态势，也显示了研究者对这些变化的敏锐捕捉与探查。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能看见西方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接续、承继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研究边界，在增强想象力与解释力的基础上回应新闻业的现实需求与未来态势。
其次，研究者更多地采取过程性、情境化的方式。一方面，社会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都处于不断地形成、重制和消解自身（及其他事物）的过程中（阿伯特，2022：前言：1），新闻业也不例外，始终在与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的关系里形成、重制甚至消解自身。为此，更多研究者有意识地从历时性、过程性的视角考察新闻业及其变化，并反思既有的一些理论预设。情境化则强调新闻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周遭环境密切相连，研究者更多地将新闻业放置于更加具体的政治、社会或文化情境中加以理解，并通过比较研究寻求普遍性描述和解释。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更加注重理论化和概念化，试图从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提炼出理论框架，从而对更加广泛的经验现实具有解释力。因而，在经验研究之外，一些专注于理论建构的论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些英文刊物上。
对于中国新闻业研究而言，西方新闻学研究的特点及趋势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参考与借鉴。不过，这首先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制度情境的不同——中国新闻业具有独特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尤其在尚未形成坚固的职业伦理乃至职业自主的时候，就面临了纷至沓来的数字技术冲击。因此，在借鉴西方新闻学研究经验时，研究者必须立足于中国语境，而非生搬硬套。一方面，在研究议题上，全球同此凉热，中国新闻业研究理应关注全球新闻业面临的具有共通性的境况，例如不同类型技术对新闻业的挑战、与新闻受众之间关系的变化等；同时也需要重点关注中国特有的议题，并更多地考虑结构问题，观察数字新闻实践在政治经济结构剧烈变动中的位置变化，以反映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情况或需求。另一方面，在理论上，研究者可以借鉴既有的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或视角，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调适或创新，以更好地、更具针对性地解释中国新闻业的经验现象。最后，在规范性上，由于新闻业的职业伦理与规则和民主的公共生活始终密不可分，研究者还需要持续思考的一点是，新闻业何以能够更好地参与形塑良善的公共秩序（周睿鸣，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