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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认识论（epistemology）意为关于知识的理论，将“何为知识、知识如何被确证”作为核心议题（布宁，余纪元，2001：314-315），其既不同于指向获取知识心智过程的认知（cognition）（Neisser，2014：4），也不同于指涉得到确证的真信念（即知识）的认识（knowledge/knowing）（Gettier，1963）。而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将知识的确证置于社会互动与制度实践之中，关注行动者如何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生产、传播与验证其知识主张（Godler，Reich & Miller，2020）。在新闻学领域，新闻认识论强调记者与新闻机构如何通过规范、惯例和实践来生产和确证其知识主张并使之合法化，从而获得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Ekström，2002）。换言之，对于新闻这种知识形式而言，分析“谁在何种条件下说了什么被视为知识”，比抽象地讨论“何为真理”更具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研究采纳社会认识论视角，延续并拓展新闻认识论的研究传统，从“谁被认可为新闻知识的合法生产者”出发，将数字新闻认识论理解为“新闻知识如何被多元行动者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建构、确证与合法化”的认知权威建构问题。本文提出认知实践（epistemic practice）作为核心分析单元，用以分析数字新闻生态中认知权威的博弈。本文将认知实践界定为多元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为生产、传播、确证和合法化其知识主张而采取的一系列社会行动。这些行动通常呈现出模式化与规范性的特征，即不同行动者会遵循各自群体内相对稳定的认知规范（如记者秉持客观性）来行事。这一概念既区别于认知科学中个体的认知实践（cognitive practice），也超越了传统新闻认识论以记者（新闻业）为核心的局限，能够连接宏观观念规范与微观行动策略，契合社会认识论从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基本立场，揭示多元行动者如何通过认知实践的互动竞逐认知权威。认知权威的争夺实质上是对新闻知识标准与确证方式的争议与重构，而这正是新闻认识论的核心关切。
新闻认识论研究的基础是将新闻视为一种知识形式（Park，1940；Nielsen，2017），将新闻业视为知识生产机构，其职责是为公众提供基于事实且可靠的公共信息（Ekström，Lewis & Westlund，2020），其合法性依赖于新闻作为知识形式的真实性与正当性评估，因而涉及认识论问题。目前，新闻认识论研究因循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条路径展开（Vos，2018）：现实主义路径将新闻视为对现实的反映，采用哲学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寻找新闻求真的可能路径（梁轩，吴飞，2025）；建构主义路径将新闻视为关于真相的社会建构主张，采用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聚焦于记者如何通过特定实践使其知识主张合法化，从而塑造认知权威（Ekström，2002）。
然而，仅从新闻类型多元化来理解新闻认识论的变化，掩盖了新闻生产者多元化这一更深层次的转变。当将新闻视作知识形式时，谁是这类知识的生产者并未被言明。在帕克的时代，记者作为这类知识的唯一生产者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数字时代，随着程序员、用户、平台等行动者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传统记者不再是唯一行动者，传统新闻机构也不再是垄断生产的唯一机构，谁是此类知识的生产者就成为关键问题。然而当前数字新闻认识论研究对此重视不足，这在艾克斯特罗姆（Mats Ekström）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基础论述中尤为突出，其核心仍将新闻认识论局限于记者和新闻机构如何知道、验证和论证知识（Ekström & Westlund，2019a；Ekström & Westlund，2019b；Ekström，Lewis & Westlund，2020），从而将新闻生产者等同于传统记者。其所谓的数字新闻认识论，仅基于新闻记者和新闻业的认知实践，而非真正容纳多元行动者的认知实践。这种界定为新闻认识论的研究投下阴影，使得“以往研究并未严格区分对于新闻的认识论考察和对新闻从业者的认识论考察”（白红义，张恬，2024），从而窄化了新闻认识论的研究，同时也使其与多元新闻生产者的现实脱节。
数字时代，新闻正在由成品转变为发现、分享和理解的过程（Lewis & Usher，2013；Matheson & Wahl-Jorgensen，2020）。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发表后即被视为生产的成品进入流通阶段；但在数字环境中，新闻在发布后的评论、聚合、再创作等活动仍属于其持续演化的认知实践。这意味着新闻的生产与流通边界趋于模糊，新闻逐渐成为一种多元行动者持续参与、动态互动的知识过程（Zamith & Westlund，2022），新闻生产不再是记者专属的职业实践，而是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所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被理解为基于共同关注点而非传统新闻机构边界所形成的一系列“集合”（assemblages）（Ryfe，2022）。正是新闻认知实践的参与者和过程的多元化，使作为过程的新闻成为多元行动者的动态竞技场，新闻认知权威成为被争夺的对象。把握多元认知实践之间的互动逻辑，也因此成为理解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关键。
类似的多元认知实践互动已在医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得到关注，认知混合便是用于刻画这种互动关系的关键概念。如中医通过构建传统经验性与西方科学性并存的混合认识论争取在加拿大主流医学体系的合法性地位（Ning，2018）；再如后殖民时代厄瓜多尔原住民的可可生产反映出地方认知体系与西方农业逻辑之间的协商与再造（Coq-Huelva，2018）。这些研究表明，认知混合不仅能描述多元认知体系在特定情境下的相遇、互动与重构的状态和过程，还能揭示其认识论后果及背后的权力结构。而认知混合适用于分析数字新闻，根本原因在于其媒介基础已转向混合媒介系统（hybrid media system）（Chadwick，2017：3-5）。混合媒介系统由旧有与新兴的媒体逻辑共同构成，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导致新闻认知实践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同时该系统打破了原有的传播边界，催生出多样的新闻类型与传播情境，极大增强了不同新闻认知实践相遇的可能性，使其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因此，本文提出将认知混合作为分析性概念，用以总体描绘数字时代多元行动者争夺新闻认知权威的结构与过程。相较于卡尔森的认知竞赛，认知混合不仅聚焦认知主体间博弈，更强调新闻认知实践在互动中如何冲突、协商与重构。为进一步细化认知混合的分析，识别认知实践互动的不同类型，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三项识别指标：（1）介入深度：参与新闻生产关键环节的程度（边缘—核心）；（2）影响强度：影响新闻价值评估和认知标准制定的程度（弱势—主导）；（3）开放程度：允许他者进入乃至改变其认知实践的程度（封闭—融合）。这三项特征在不同情境中的组合方式，决定着多元认知实践之间是否发生互动、支配、协商或融合。另外，传统媒体时代记者垄断制度化的新闻认知权威，这使得数字时代新闻认知权威的争夺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多元认知实践与记者认知实践之间的博弈，因此本文将记者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作为分析主线。
综上所述，本文从记者与其他行动者两个维度，对其在介入深度、影响强度与开放程度连续统中的相对位置和关键特征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并据此形成不同认知互动类型在三项特征维度上所呈现出的典型组合方式，最终生成三类典型的认知实践互动形态（参见表1）：（1）认知隔离（epistemic isolation）：行动者通过划定边界、设置壁垒来维护自身认知实践的纯粹性，抵御外部影响，属防御型博弈；（2）认知支配（epistemic dominance）：强势行动者试图借助制度或技术优势，将自身的认知规范强加于他者实现同化，属扩张型博弈；（3）认知杂交（epistemichybridization）：不同认知实践在互动中相互渗透、彼此改变，最终催生出新的、混合的认知实践，属重构型博弈。三者在数字新闻实践中往往并存，而非阶段性演化或线性递进的关系。
面对多元认知实践的冲击，记者通过划定保留领域（reserved domains）对知识生产的关键环节进行战略控制，而将对新闻认识论影响较小的环节“下放”给其他行动者。如记者借助数字平台动员用户参与事实收集、核查和反馈等工作（Splendore & Iannelli，2022），但通过新闻规范将非精英的认知权威限制在体育和娱乐新闻的“安全”空间（Thorsen & Jackson，2018）。在记者主导的机构新闻框架下，记者与用户的协作本质上是对用户的工具化运用，认知实践的融合并未真正发生。记者仍然保持主导地位，制定规则和期望并得到尊重（Kligler-Vilenchik &Tenenboim，2020），用户参与更多被视为增强记者业务、压缩媒体成本的手段（Quandt，2018）。即便在评论机制中赋予部分用户评论可见性，本质上仍是从业者通过展现积极适应数字传播环境的姿态，以退为进维护文化资本和职业权威的策略性操控，新闻选择的标准并未因评论改变（王斌，张雪，2023）。在特定情境下，新闻媒体还会通过控评、禁评等行为限制用户参与，切断其新闻生产，隔离记者与用户的认知实践，巩固记者认知权威。然而，社交媒体作为非专有平台的失控风险加大了认知隔离的难度，即新闻制作者无法控制“新闻材料的呈现方式、潜在相邻信息的类型和质量，以及围绕其发展的潜在参与度（即点击、评论、转发推文、分享）”（Ekström & Westlund，2019b），这既加剧了记者与其他行动者认知实践混合的风险，也倒逼主流媒体建设自主可控平台。
从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视角看，认知隔离是记者在认识论层面维护职业边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记者试图通过认知隔离，在多元行动者参与新闻生产的情境中维系自身的认知权威，这与边界工作理论所强调的驱逐（expulsion）策略类似。但后者通常通过明确拒斥特定行动者及其知识主张，将其彻底排除在新闻生产之外（Carlson & Lewis, 2019：123-135），而认知隔离则采取更加隐蔽、深层次的排斥形式，即记者在实践层面允许甚至鼓励用户参与新闻生产，却在核心环节严密控制，以表面开放掩盖实质封闭。因此，认知隔离可被视为一种更为巧妙的边界维护方式，其本质是在多元参与的表象下掌握新闻认识论的核心控制权。
然而，用户同样具有能动性。“社交媒体促使用户更易形成同质性连接......相比于传统媒体，它可能加剧认知隔离”（Handfield，2024）。认知掩体（epistemicbunkers）的发现印证了这一论断。认知掩体指在敌对环境中构建排他性社会认知结构，掩体内成员更易接受同伴证言并回应，还会采取过滤信息、提问和提供证言等方式，抵御占据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入侵（Furman，2023）。这导致其成员的认知实践越来越趋同，其他行动者即使因社会普遍认可而获得认知权威，也无力穿透掩体对其成员施加影响，从而形成认知隔离。在中国，微信群正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认知掩体的角色。当微信群作为一个私密讨论新闻的封闭空间时，拥有相似新闻认知实践的用户能够以更自由和直接的方式对新闻进行评论和讨论（Xu，2022），从而在认知掩体下参与新闻生产并隔离他者新闻认知实践。而主流媒体新闻可能根本无法进入掩体之中，即使能够进入，其认知权威也很难获得成员认可，甚至远低于认知掩体内的意见领袖。
记者维系自身认知支配的重要手段是认知同化（epistemic assimilation），即在知识聚合的过程中，少数群体必须适应多数群体而使其认知被同化，其部分多样性也会随之失去（Sikimić，2023）。在数字新闻领域，认知同化突出表现为新闻业数字化初期对算法、程序员记者等新兴技术行动者的工具性使用。“从根本上讲，记者如何产生知识——新闻工作的核心认识实践——看起来与过去很相似。大型、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乃至新来者，仍继续使用熟悉的新闻采集方法、证据策略和叙事形式制作故事。”（Carlson，2020）技术人员将开源工具引入新闻编辑室，但并未挑战原有流程，反而助力传统记者以既有方式推进新闻工作目标（Lewis & Usher，2013）；定量方法引入新闻业的初期，计算机辅助报道也被视为增强专业知识的一种方式，必须服从于专业规范，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认知实践，数据记者的自我认同仍是记者，知识生产的目标仍是生成“好故事”（Coddington，2015）；算法则被寄望于延续甚至强化传统媒体时代的客观性标准，弥补人类行动者客观性不足的问题，巩固而非改变原有新闻认知实践（Carlson，2018）。通过将新兴行动者工具化，传统新闻从业者使新行动者嵌入既有认知结构，以此维系其认知支配。
然而，其他行动者作为认知主体也拥有自身的认知实践。尽管介入新闻生产之初，这些实践因业已形成的认知支配而被暂时压制，但其随着技术进步日益突显，并与传统实践争夺认知支配。笔者将这一过程命名为认知寄生，以量化导向进入新闻业的三个阶段为例：初期计算机辅助报道基本遵循传统新闻认知实践，仅作为新型技术手段“寄生”于传统框架；至数据新闻阶段，虽然数据仍置于故事之下，但故事可仅依赖数据分析完成，不再必须通过记者采访等传统方式，新闻作为知识的形态和来源开始变化；进入计算新闻阶段，透明、开源的理念伴随着编程技术进入新闻业，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数据精英认知实践（Coddington，2015）。尽管到目前为止，传统新闻认知实践仍具有优先地位（Morini，2025），但掌握技术控制权的数据精英正迅速崛起。他们凭借专业知识与认知权威，在机构内外推动数据实践的制度化，使其“成为重组新闻业和塑造新闻专业人士看待自己职业的方式的范式的核心”（Schaetz，Lischka & Laugwitz，2025）。而新闻业日益依赖的数据基础设施更有利于数据精英认知实践的发展并获得主导地位，这使得数据精英认知实践存在颠覆传统新闻认知实践这一“母体”的可能，传统记者的认知支配地位正在被动摇。
除与数据精英争夺认知主导地位外，记者还试图将其认知实践拓展至新闻业之外，以谋求数字时代的新闻认知支配地位。通过使用自身规范为社交媒体提供伦理指导、使用自身新闻标准评判用户生成内容等方式，记者试图规训数字时代其他行动者的新闻生产（Lewis & Usher，2013）。如一些开展众包新闻的媒体机构，在法律、道德、版权、隐私等领域对公众进行培训，并对公众的新闻作品进行专业反馈，涵化公众的新闻认知实践（杨奇光，2023）。这造成专业控制与公开参与之间的紧张关系（Lewis，2012）。用户采用多种方式应对新闻业的认知支配，如将评论作为新闻生产的重要方式，以评论的有趣简短、植根现实、真实独立、代表民意为由（Soffer，2019），建构自身新闻认知实践的合法性；再如通过私人交流的公共展现、公共事件的个人记录等方式开展用户新闻生产，打破新闻业所强调的采访核实、事实与意见区分、公正客观等原则，形成与专业媒体竞争真相的力量，挑战新闻业认知实践的主导地位（刘鹏，2020）。
综上所述，围绕认知支配的博弈，其核心是新闻规范的争夺，且正催生着新闻伦理的转型。承袭自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规范根植于记者的认知主导地位，而这一基础正在被不断侵蚀。这使其无力成为数字时代的新闻规范，而被降格为一种封闭的职业内部准则。尽管这套旧规范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新闻业的稳定，但传统新闻规范作为职业内部规范对多元行动者进行约束，既无合法性更无有效性，其式微已是必然趋势。因此，未来的数字新闻领域亟需一套面向所有行动者、具备开放性的新伦理体系来填补这一规范真空。这一新伦理体系的目标，正是构建一种学者所倡导的“全民媒体伦理”，将维护健康媒体系统的责任从专业记者扩展至全社会共同承担（Ward，2024：203–215）。
情感化与个体化是用户新闻认知实践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用户新闻生产能够形成充斥着情绪、观点和主观体验的情感新闻流。这种基于情感的新闻生产和故事讲述方式与传统的基于事实和客观性原则的新闻生产形成对比，产生所谓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Papacharissi，2016）。而社交媒体作为行动者介入新闻生产，造成信息出现平台化现象，使新闻叙事遵循与管理网络上其他内容流通相同的原则（Serafini，2023），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壁垒，消弭了记者生产的新闻与其他行动者生产的信息的结构层次，迫使记者新闻与用户新闻在同一信息环境中竞争。然而，当前新自由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汇流，正在鼓励以个体为中心的认知方式。个人的情感、信念和主观经验成为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而非通过客观事实或共同的真理标准（Capilla，2021），这与用户新闻认知实践相契合，并助长了情感化与个体化等用户新闻认知实践的特征向记者新闻认知实践渗透，使记者日益采用更加情感化的报道方式，情感转向正在发生（Wahl-Jorgensen，2020）。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通过标题使用人称代词、正文采用对话体叙述风格、将新闻故事个人化以及增强新闻写作情感输入等方式实践“情感群众观”（陈阳，周子杰，2022）；再如当灾难发生时，哀悼作为一种情动主导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情绪引导而非发掘真相成为记者认知实践的核心（张梦园，周裕琼，2024）。尽管CNN在疫情期间仍强调“事实优先”，表明理性客观仍是主流媒体新闻认知实践的重要原则（Canella，2023），但情感化趋势已不可忽视。这种情感转向，本质上是情感化与个体化的用户认知实践与记者认知实践混合的体现，这可能帮助记者建立起基于情感共鸣和个体连接的新型认知权威，但也可能进一步消解新闻作为可靠知识形式的独特性。
多元行动者的新闻认知实践也影响着记者对于真实的追求。新闻生产周期加快以及虚假信息的污染，使确证信息真实对于记者而言越来越困难。就信源而言，尽管传统新闻认知实践要求记者作为还原论者，对信源提供的信息进行三角验证，但在数字时代，记者日益成为反还原论者，持有较低的认识标准，即默认依赖来源，只要没有反驳或反证就相当于验证（Barnoy & Reich，2019）。公关为记者提供认知补贴（epistemic subsidies） 的现象（Barnoy，2022），以及记者对非精英行动者作为消息来源的日益依赖（Splendore & Iannelli，2022），都充分说明了这种变化。另外，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成为数字时代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使记者新闻认知实践的重点从冷静、中立的事实呈现向积极的“价值共创”转变（张尔坤等，2024）。与之相反，事实核查组织对新闻生产的介入，则旨在监督、强化记者对信息真实的确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新闻认知实践对真实的追求。事实核查组织对于消息来源透明的主张，则溢出了传统新闻认知实践的边界，并与新闻业内部正在发生的数字化相呼应，推动透明度理念改变记者求真的新闻认知实践（Cheruiyot & Ferrer-Conill，2018）。
新闻业产出的知识应当服务于何种目标也在发生改变。社交媒体算法多基于用户参与、连接等商业激励设计，而非真实性等伦理考量（O’Hara，2022）。这使得数据驱动的新闻业正在削弱社会责任的考虑，更加以利润为导向。受众指标已成为新闻业在客观真实之外的另一套价值体系（Ekström，Ramsälv & Westlund，2022），算法个性化使新闻日益脱离公共价值，降维为个性化的信息消费。新闻专业判断的核心从“什么值得关注”转向“这个人想要什么”（Carlson，2018）。对流量的追求则使新闻权威性机制由“职业话语—社会认同”转变为“新闻流量—社会认同”，将追求真实等传统新闻价值降级为获得流量的低效手段，流量规则以及相应的生存和工作技巧却成为记者认知实践的重点（姬德强，佘浩东，蒋效妹，2024）。这意味着新闻认知权威的基础正从专业判断大规模转向市场逻辑与算法赋权。
因此，认知杂交过程正在瓦解传统新闻价值的共识基础。作为职业共同体的一种共享、便捷的操作性理解（a shared shorthand operational understanding），新闻价值原本能够为记者提供超越个人偏好的新闻选择标准（Harcup & O’Neill，2017）。然而，在认知杂交的过程中，新闻价值已不再由记者单方面基于职业共识所决定，而是变成多元行动者在认知互动中形成的多样化聚合，呈现出明显的情境依赖与碎片化特征。这种转变具有双重效应：既可能削弱新闻的公共属性，也可能为传统价值体系忽视的议题（如边缘群体困境）提供“成为新闻”的机遇。而非人行动者的参与，也使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的形式发生变化。新闻不仅是能够被人类识读的故事，还需要成为机器可识读的数据，即不只是数据驱动的新闻，还是作为数据的新闻（Graves & Anderson，2020）。结构化新闻、数字新闻地图等创新形式，以及IPTC新闻元数据标准（IPTC news metadata standards）的制定和执行，既体现了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从叙事文本向数据产品转型，也反映出新闻业由事实传播者转向数据基础设施构建者的角色调整。
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新闻认知实践也在反向影响其他行动者的新闻认知实践，通过持续杂交产生混合新闻认知实践。如新闻聚合者注重官方信息来源，延续了记者新闻认知实践（Coddington，2020）；事实核查组织受到突发新闻认识论的影响，从批判纠正精英转变为确认精英的观点和知识基础（Steensen，Kalsnes & Westlund，2024）；知识共享社区所形成的知识共同体也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行为动机，提供及时的辟谣核查，发挥把关作用，形成与新闻业相似的认知实践（徐笛，许芯蕾，陈铭，2022）；超党派新闻（hyperpartisan news）则成为多种新闻认知实践杂交的变种，一方面试图占据与主流新闻媒体相同的空间，并遵循许多相同的惯例，另一方面拒绝客观性，并对事实进行具有明显偏见的解释，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传播假新闻（Rae，2021）。
综上，研究对数字时代多元行动者为争夺认知权威所进行的认知实践博弈进行了阐释，并参考学者对于知识聚合类型的描绘（Sikimić，2023），形成认知实践博弈过程的类型图（图1）。数字新闻场域中认知权威的争夺，核心是不同行动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认知隔离是一种防御性策略，权力主体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构建边界，即记者凭借制度性权力与文化资本划定保留领域，用户利用社交媒体提供的网络化隐私与社群聚合能力构筑抵抗主流话语的认知掩体。与之相对，认知支配的博弈则围绕不同形态权力的正面冲突与扩张展开，新闻业试图运用其传统的规范性权力去同化新技术，而数据精英则凭借其对新兴生产资料的技术性权力挑战既有格局。认知杂交的发生，则标志着无单一权力主体足以形成绝对支配，追求用户参与度的算法权力、追求流量的市场权力与诉诸公众情绪的情感权力相互交织，共同侵蚀并重塑着传统的新闻职业规范权力。
归根结底，数字新闻认识论所具有的多元认知混合特征，动摇了传统新闻认识论所蕴含的二元认识论（binary epistemology）框架。该框架倾向于简化复杂的信息评估过程，忽视信息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解释的重要性（Steensen et al.，2022）。传统新闻认识论采用了这种过于简单的思维框架，将新闻划分为客观/主观、真实/虚假、理性/情感、公共/营利等对立的二元进行信息评估。在此框架下，“新闻业一直以其对事实的信仰为基础（‘行为是神圣的’），并通过客观性的概念证明了这种信仰的合理性。”（Capilla，2021）尽管客观真实的新闻职业规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因记者声称可以做到，这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新闻领域不受其他领域的影响，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基础（Hearns-Branaman，2014）。通过二元对立，新闻业得以将新闻认识论推向客观、真实、理性、公共的极端，进而使用这些永远无法达到的神圣概念使自身认识论纯净化。认知隔离的防御和认知支配的扩张，都凸显了新闻认识论纯净化的努力。然而，正如拉图尔所言，现代性的核心就是在不断的纯净化追求中产生和管理混合物（Latour，1993：10-12）。尽管记者试图通过纯净化维系新闻认知实践的稳定和合法性，进而维持自身的认知权威，但认知杂交表明混合已不可避免且将持续发生，不断催生新闻认知实践的“新物种”。
因此，认知混合正在推动新闻认识论从二元认识论转向多元认识论。混合所形成的“马赛克”式的数字新闻认识论，在客观—主观、真实—虚假、理性—情感、公共—营利等多元复合连续统中，依据情境、新闻生产过程、行动者变化等因素动态游移。而特定时刻新闻的具体样态，则是此时新闻认识论所处位置的快照。然而，仅用“混合”简化复杂性，可能会遗漏对规范性的关键思考（Witschge et al.，2019）。有必要在动态混合的基础上，重思新闻认识论的规范，即寻找变化中的不变，混合中的规则。为一个本质上由动态、冲突和情境性所定义的领域，构建一个既有足够规范力度，又能保持必要灵活性的评价框架。重新确立规范需回到新闻作为知识形式的起点。其权威性取决于知识声明的完整性，即既须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知识，又须与真实性相联系（Ekström，Ramsälv & Westlund，2021）。这意味着在新闻失去媒介壁垒的数字时代，真实与公共仍构成新闻区别于其他信息的关键特质。基于此，本文主张将真实与公共作为理想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双重基础，以确证真信念和认知正义作为评判标准。
确证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作为认识论的传统议题，构成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工具理性。真实是新闻独特的认知品格，也是新闻能够被视为知识的前提。尽管在新闻传播学界，建构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回归到日常生活的新闻实践，实用主义似乎是一种更为合适的理论工具，其核心在于寻求确证真信念的最佳方式（Godler & Reich，2013）。具体到数字新闻认识论，其重要任务就不再是客观还是主观，情感还是理性等二元选择问题，而是如何对这些连续统进行组合，从而实现认知混合最佳组合的问题。比如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具有不同情感接近程度的行动者合作组成的新闻认识论有利于冲突报道的准确性（Al-Ghazzi，2023）。因此，确证真信念的关键研究议题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对多元行动者的新闻认知实践进行组合，使不同的信息来源和验证方式能够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实现真相最大化。
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与新闻的公共价值相连，构成数字新闻认识论的价值理性。作为社会沟通网络，新闻型塑着社会的认知结构，对于民主治理和公共决策影响深远（Russell，2024）。在认识混合的状态下，新闻的公共属性受到个性化、商业化等多重因素挤压，识别并批判这些因素所造成的认知非正义极为重要（Fricker，2007：176-177）。这种理想与传统新闻认识论的客观性理想存在着根本不同。客观性作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是记者实践需要趋近的目标，其背后是将新闻视为业已完成的产品，这个产品需要尽可能达到客观这一固定标准。而认识非正义则是一种开源思维，将新闻生产视为一个共享的、未完成的、不完美的过程，多元行动者可以通过合作修补“漏洞”（Lewis & Usher，2013），这使得数字新闻认识论需要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地指出“漏洞”，并敦促多元行动者进行“修补”。比如有学者指出满足个人认知的知识不一定符合集体认知的利益，并提出征收同质税的解决方案（Handfield，2024）。
确证真信念和认知正义的理想，有助于调和新闻认识论长期存在的一对尖锐矛盾：对新闻的建构主义理解与客观真实作为现实主义规范之间的矛盾。建构主义认为新闻作为一种知识是被社会所构建的，因此新闻并不像天真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能够反映现实，而是在建构现实。这种认知动摇了客观真实的新闻规范所依赖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即通过价值无涉和一套可靠的求真方法，新闻能够找到真相，反映现实。而在数字时代，随着多元行动者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两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持续削弱新闻业的认知权威。本研究试图寻找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混合的可能。既有研究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实用主义客观性、批判现实主义和来源批判为新闻实践提供了一种中间路径，使之能够处于朴素现实主义和后现代相对主义之间（Steensen et al.，2022）；新实用主义也提供了一种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概念结合成新闻真相探索的混合理论（Vos，2018）。诉诸民主和公共利益（Tong & Zuo，2021）、重新强调人文传统（吴飞，杨龙梦珏，2021）、引入透明与介入准则（常江，杨惠涵，2023）也有望成为评估新闻的替代性价值体系。相较于这些研究，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对数字新闻认识论认知混合特征的强调。在多元行动者认知实践混合的情况下，数字新闻认识论需要在工具理性层面继续保持新闻真实性这一独特的认知品格，在价值理性层面寻求多元行动者共同认可和接受的知识主张。这意味着在本体论层面，本研究所提出的数字新闻认识论遵循现实主义立场，认为可以通过多元行动者认知实践的恰当混合，形成新闻这种知识形式把握现实，从而规避主流新闻学建构主义本体论所带来的反现实主义立场和对客观事实不可知论的风险（Godler，Reich & Miller，2020）。而在数字新闻认识论的正当性层面，本研究则遵循建构主义立场，即通过使用“认知非正义”这一理论按照具体情境持续对其进行修补，诉诸正义这一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谋求多元行动者的共同接受与共同行动。总的来说，本研究可视为反思社会建构主义、重振科学权威，重整数字新闻生产秩序的一次尝试（潘忠党，2023）。
以此为标准，可对前文提出的三种认知互动类型进行规范性评估：认知隔离对认知正义构成最直接的威胁。无论是记者主导的保留领域，还是用户自建的认知掩体，其本质都是一种区隔，极易导致证言非正义，即系统性地贬低或无视边界之外的知识主张与证据，同时也可能造成诠释非正义，使得被隔离的社群缺乏理解自身处境所必需的共享诠释资源。认知支配则对两大规范同时构成挑战。强势群体的认知实践可能会压制、排斥来自的、同样具有高度确证性的真信念，而通过强行推广单一的认知与叙事框架，认知支配会剥夺其他社群进行自我表达与理解的合法工具，从而造成严重的诠释非正义。看似最为开放的认知杂交，其主要风险则在于可能侵蚀确证真信念的根基。在情感、流量与商业逻辑的裹挟下，新闻实践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些经过审慎核查但缺乏情感煽动性或商业价值的知识主张，其传播力可能远逊于那些充满谬误但迎合了市场或情绪需求的叙事，这直接损害了新闻作为一种可靠知识形式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