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今天的数字技术也带来了类似的“语态”或表达方式的革命，当年电视的语态革命开启了潘多拉之盒，非专业的传播者进一步革掉了专业传播者的命，这恐怕是当年这些电视精英始料未及的。许多新闻学院适应新技术环境，开设编程、计算传播、图表制作、产品设计、AI制作等课程，还处在半专业状态的学生也加入平台的内容生产实践。关注传播技术的影响，掌握新的内容生产方式，是这个专业给学生的一个重要财富。新闻学院的许多老师对技术有兴趣，像我知道人大新闻学院的方汉奇先生，我的导师郭庆光老师，他们都热情地拥抱新技术。受前辈的影响，我尽管投入精力有限，也会使用微博、B站、播客、小红书等，学习和体验不同技术的表达方式。培养对技术的敏感，是新闻专业对我产生的影响之一。

　　新闻专业对学生的第四个影响是关注现实。学新闻必须对世界的变化保持敏感，阅读大量新闻，积累各个领域的知识。当年的老师们经常说“你们要做个杂家”——这个说法来自邓拓的那篇翻案文章《欢迎“杂家”》。在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课堂上有个惯例，老师们讲课前都会花点时间，像和同行交流业务一样聊聊最近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者优秀作品。为了能和老师对话，大家平时就比较注意最近国内外发生了哪些大事。其他专业的老师可能不会和大家在课堂上天南海北地闲聊，但是在新闻课堂上这变成了名正言顺的教学内容。新闻专业有各种校园媒体的实践机会，除了假期的小实习，还有专门一个学期去新闻机构大实习。实习生没什么固定资源，必须自己主动发掘，这会逼迫同学们到处去找新闻线索。兔子急了就会吃窝边草，当时大众媒体上大学里的不少负面新闻就是这么被捅到社会上的。

　　广义的传播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零星传入中国，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全面传入是在上世纪80年代。直到1997年传播学才被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学科还是个新鲜事物。中国人民大学是传播学早期研究的重镇之一，张隆栋、林珊等老师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翻译和研究，1978年后他们的成果陆续发表。人大的传播理论课最早应该是郭庆光老师开的，我本科时就是在他的课堂上初次接触这个学科的。当时郭老师刚留学归国，上课也没有正式教材，只有一沓打印的《传播学概念百题》。他那本著名的《传播学教程》直到我读研究生后才出版。如果不是他的电脑感染著名的CIH病毒导致文件尽失，他不得不重写了一遍，可能这本书问世得会更早一些。

　　除了传播理论外，同时研究者还要掌握问卷调查、实验、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和深度访谈、话语分析、观察、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近年来因为新媒体的发展，还要学习编程爬取数据、大数据分析等计算传播的方法。相比于新闻学，传播学对于学术性的要求更高，要能够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来思考传播、媒介与国家、社会、群体和普通个体的关系，提出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同时和以思辨、实践为主的新闻学不同，传播学更讲求方法的规范和论证，不断地反思除了已有结论外，数据是否存在不同的解释，同时还要考虑结论的理论意义。要有理论创新，需要看大量文献帮助思考，同时会养成透过现象看问题、思维缜密、不断质疑的思维习惯。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这种训练都会让人受益终生。

　　这个问题的提出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传统媒体那样的像公务员一样有编制的工作才是理想的工作，大量与传播相关的工作岗位不是理想的工作。这个工作观似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要在一个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世界里，寻找一个“铁饭碗”，无异于刻舟求剑，很多人心中的“铁饭碗”，后来证明也未必牢固。根据2023年底的统计数据，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职业主播数量已达1508万人，新媒体提供大量与传播相关的岗位。不少自媒体收入远超传统媒体，很多传统媒体的工作者也纷纷进入了新媒体的赛道。除了新媒体提供的众多工作机会外，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都开始重视公共传播工作，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新媒体账号矩阵。如果不把眼光局限于传统媒体，就会发现整个社会对传播人才的需求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