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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是贯穿新中国建设各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之一，党的对农宣传工作也反映了中国对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发展阶段理解的变化与深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积极恢复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作风，并明确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也随之转移。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7.5%，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4.6%。如何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在农村广泛传播开来，让这一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能够知晓、理解、拥护、执行，充分调动他们的改革积极性，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也是一个关乎全国上下能否实现全面思想解放的关键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宣传三中全会和今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宣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②。”[1]

　　中国历来重视对农宣传工作。宣传工作的中心是思想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那么经济建设方面的思想工作（自然就成为了）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3]统计显示，1982年至1986年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涉农宣传文章共计142篇，占全部文章数量的7.8%，其中政治（19.01%）和经济（55.64%）主题的文章占比近75%，[4]足见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对农村经济工作宣传的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点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党在农村的宣传事业被进一步重视和强调，另一方面对农宣传的重点也更加明确，就是要围绕加快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农业的宣传，总的一句话，就是要把争取今年农业全面大丰收的政策、措施、干劲好好地报道，好好地落实”[5]。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不代表不讲政治；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后，全党工作重点发生转移，不再搞任何离开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的政治运动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党对农民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有丝毫削弱，而是应该进一步加强。[6]员在人民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强团结，为实现党的路线]由于国内阶级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更需要在农村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带领大家掌握生产技术，提升认识水平，凝聚政策共识，“把男女老少的思想、精力都引导到贯彻落实党的政策上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尽快地把农林牧副渔整个农业生产搞上去”[8]。与此同时，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给予针对性与及时性的引导，要求宣传工作应该实事求是，要“把国家的家底和财力向干部、群众说清楚，使他们既看到大好形势，又知道存在的困难；既懂得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同时又要看到希望，树立信心，积极投身改革和经济建设”。[9]

　　调整工作重心，让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成为“三农”的主旋律；重视全面有效的广泛动员，让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对农宣传工作的两个关键点。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纪念中国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中写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这一论断对改革开放初期对农宣传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仍具启示性意义，包括如何有效组织农民以解决“分散”的问题，如何“长时间和细心”地开展对农宣传以持续全面地提升农民的思想观念问题，以及如何深化宣传队伍对农民群体重要性认识的问题等。

　　改革开放伊始，各项新政策的高频发布对带动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方面“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0]等一系列变化，这让农民在感到兴奋与欣喜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思想顾虑，“怕政策变，怕现在这一套维持不长”[11]。这些顾虑一方面来自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政策了解不深入，认识不到位。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指出，“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12]，比如“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13]。基于此，对农宣传也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思路和方向——我们在农村的群众宣传工作，就是要围绕“中央七十五号文件”③进行，使广大农民树立坚定的信念：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要坚持到底的，生产责任制这个大政策是不会任意改变的，让他们从切身经验出发，提高到这样的认识水平上，全面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全体农民的生活会不断改善。[14]此外，针对当时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流行的买卖婚姻、宗教迷信思想与封建迷信活动，开展了广泛的基层科普教育活动，提倡要“经常进行普及科学常识的大规模宣传”④，要“靠日常的思想教育解决，靠发展生产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解决”[15]。1983年第9期《宣传动态》介绍了浙江向全省人民宣传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思想的经验，强调了在群众中经常性地开展科普知识宣传的重要性：1964年—1965年间，由浙江省科技协会牵头主办的“反对封建迷信展览会”在（省内）各地、市、县和主要集镇巡回共展出900多场，观众达1000万人次，展品以实物为主，辅以具体姓名、时间、地点、数字的真人真事，配合模型、图片、科学表演、现身说法、放映科教电影、幻灯片和通俗文字说明，形象地展示了迷信活动危害生产生活的典型案例，让群众振奋精神，推动移风易俗，改造社会风气。[16]

　　面对这一时期改革宣传的密集报道，有领导从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尖锐指出：一是（要）着重介绍改革中成熟的经验，不要一哄而上，使人感到不跟着干不行，形成不必要的舆论压力；二是（要）把握改革的宣传节奏，既要积极热情，也要冷静稳妥，尽量避免浮夸，多用事实说话；三是（要）考虑宣传带来的宏观上的反应，比如关于生产责任制的宣传，在农村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此时不宜匆忙宣传各种联合经营的要求，不然会引起部分专业户的疑虑。[17]1980年8月，中宣部新闻局调研了江苏的《无锡县报》《吴县报》《兴化农民报》《淮安报》《铜山报》和山东的《泰安县报》《兖州县报》《菏泽县报》，发现这些县报因为讲的都是本县本社的事，通俗易懂，直接迅速，在群众中受到普遍欢迎。尽管县报这一形式在当时的基层宣传工作中具有创新意义与现实价值，但研究建议并非全面推广铺开来，而是强调“试办县报，仍应坚持有条件的可以试办，没有条件的不办的原则”[18]，体现出当时对农宣传“要因地制宜，不要强求一律，也不宜把一些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性的经验加以宣传、推广”[19]的实事求是原则。

　　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前后，全国的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已有1000多家，这些中心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成为党在基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抓手。之所以能够发展迅速，是因为这些文化中心都建在公社所在地的集镇上，把集镇原有的文化组织、场所，如文化站、广播站、影剧院(礼堂)、剧团、电影放映队、书场、茶馆等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开展活动，基础条件较差的也依靠公社的集体力量，建影剧院、电视室、图书室、游艺场、体育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丰富，[20]建立什么样的业余文化组织，开展哪些方面的活动，搞多大的规模，都要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爱好和可能而定，[21]充分尊重和利用了当地的基础条件。1979年11月—1980年3月，江苏省利用冬春农闲时间在农村试点开展了针对基层干部和党员的冬训，这一集中性培训把农业政策宣讲与本地现实经验相结合，苏州、扬州、镇江等地的一些县、人民公社联系各生产队的发展实际，总结先富起来的经验以及富不起来的教训，[22]“通过一些典型事例，结合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23]，让大家听得懂，听得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对农宣传在鼓励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不同类型素材的功能和效果。如1980年底，中宣部研究室在对广东、广西的县委宣传部进行调研后总结道，“县委宣传部要把办好县、社广播站放在重要位置上，还要有选择地从本省别的地区找些有关材料的介绍，农民光听外省的新闻，会感到离自己太远，光听本县本社的事例，有可能觉得不够权威。”[24]而针对特定主题报道中出现的不好的苗头，则进行了及时的原则性提醒和业务指导，如在宣传农民勤劳致富的过程中，就如何正确致富注意不够，或者忽视揭露在致富中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等问题，指出应该引导农民把个人富裕同集体兴旺、国家繁荣联系起来，在宣传报道中讲清楚勤劳致富的正确途径，强调共同富裕的思想等。[25]由此可见，以基层实践成效来适时矫正权衡工作思路与方法是改革开放初期对农宣传的重要特征，即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经由实践来认可或否定，边学边做，边做边改，力求对农宣传能够真正反映和响应农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的实际需求。

　　宣传形式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为主，1978年，中国农村装置的有线广播喇叭已覆盖总农户的66%，[28]对农宣传的基层传播渠道和有效性有了一定的条件保障。在此基础上，各种传播形式的不同特点与权威主流媒体在基层传播的有限性也被清醒地认识到了：“广播、电视是我们宣传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别于通讯社、报纸、杂志，应该有自己的新闻、评论、特点。它同其它宣传部门的关系应该是：既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优势、特点，又要互相支援，很好地合作。”[29]“不能认为，《人民日报》上发表几篇文章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并不那么简单。第一，基层干部和群众很多人看不到《人民日报》；第二，由于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也未必人人都能消化；第三，《人民日报》的有些文章并不是针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际写的，也不能回答他们中间存在的具体思想问题。”[30]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活动时，曾深入民众、深入民间，发现标语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发挥了“一条标语抵一个军”的巨大作用。[31]同样地，对农宣传工作融合了许多本土化的民间形式，1980年与1981年，《宣传动态》分别刊发了广西桂林市与湖南平江县广大农村社队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制订乡规民约，使社会风气好转、生产秩序正常的事例[32]，1983年1月，就乡规民约作出批示：“乡规民约定得好，动员教育作用极大”[33]，并肯定了江苏省泰兴县封家集大队制定乡规民约转变民风的经验。时至今日，乡规民约作为一种独特的“自治”规约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制度建设与乡风文明建设中仍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经验价值。

　　一直以来，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建设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主要驱动力，农村青年的思想动态与精神文化状况也在对农宣传工作中受到重视。1979年，《宣传动态》刊发了湖北农村一名员写给《中国青年报》的一封信，信中反映和反思了农村青年意志消沉、消极厌世的现象[34]；1981年，团中央在山东菏泽县对农村青年的文化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发现由于缺乏青年人喜爱的文化活动和作品，再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一部分农村青年精神空虚，思想颓废，犯罪率占比大[35]。在分析原因之后，提出要充实青年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他们参与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与热情等，既体现了思想大解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不能回避的矛盾与挑战，也反映出当时对农宣传工作对不同群体的理解认识与关注指导。

　　分析发现，对农宣传工作在1979年-1985年《宣传动态》中属于出现频率较高、牵涉面较广的议题，内容包括国家总体宣传方针的政策意见、各地对农宣传工作的有效经验、阶段性对农宣传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业务的开展指导等，整体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有“中央”有“基层”，大到对农宣传工作的重点和方向[36]、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力宣传推广[37]等，小到对某地基层党支部建设出现问题的严肃批评与指正[38]、某县农村社队制订乡规民约活动的经验介绍[39]等。二是有“原则”有“弹性”，如辽宁省宣传工作会议在总结“开展使农村尽快富起来的宣传”工作时，明确在致富的道路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40]，这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而在推动方式方法上，则呼吁“既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又要会管，讲究方法，依法办事”[41]。三是有“历史”有“未来”，毋庸置疑，对对农宣传工作进行有效业务指导是《宣传动态》涉农内容的首要出发点；与此同时，面对“历史”——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主动进行着态度鲜明的正本清源，如通过对某地农场的犯罪事件原因剖析，要求党员干部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切勿像“”一样故意颠倒敌我关系，无限上纲上线]；面对“未来”——则不断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工作是现阶段以及未来宣传工作的中心和重心[43]等。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对农宣传工作坚持了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推动农民自我改造的辩证统一，它以革新的、丰富的、发展的实践探索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三农”事业的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和现实启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实践既是具体的，也是历史的，亦即——历史理性建构了实践的观念与行动，而自觉的实践则在历史理性的观照下彰显出历时性与生动性。

　　人民不仅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更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动参与者和创造者。改革开放初期的宣传工作不断呼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在四化建设中创造和提出的问题，向他们学习，同他们交朋友”[44]；“我们做宣传工作，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的痛痒，注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从切身体验中一步步地提高觉悟，理解党的政策，拥护党的主张”[45]。在传播环境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应该基于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农民利益的真实诉求，重新认识乡村的政策舆论空间，拓展新兴传播阵地，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多元传播渠道与群众的连接，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并把理论与思想的力量转化为推进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竭动力。